从历史角度来看，“明治维新”在教育普及方面取得的成就强于“戊戌变法”及之后的中国，主要得益于明治时期日本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与投资。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积极推动教育改革，实施了普及义务教育、设立了现代化的学校体系，并且大力提倡国民教育。相比之下，中国在戊戌变法后的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不及日本，并且面临了政治动荡、经济崩溃等诸多困境，教育事业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碍。这些因素导致了明治维新在教育普及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戊戌变法及之后时期。

推动“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维新派都认识到，国家强大的基础是国民素质。仅仅变革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质。

日本的维新人士很早就具备了这一认识。1869年，木户孝允在给天皇的《振兴普通教育实乃当务之急》建议书中就指出：“国家富强的基础在于人民富强，当平民尚未脱离无识之竟时，王政维新的美名也只能徒有其表而已。对抗世界富强各国之目的也必然难以达到。因此，使平民百姓的知识进步，吸取文明各国进步之规则，逐步振兴全国学校广泛普及教育，则是今日的一大紧急任务”。1870年，福泽谕吉撰写《劝学篇》，提出“一国之独立，基于一身之独立，乃学问之急务。”

这些主张迅速地转化为国家政策。日本政府在全日本推行全民教育，让平民也有受教育的机会。1872年，日本中央政府颁布了“学制”，要求“邑中不得有不学之户，家中不得有不学之人”，学制颁布后，日本全国的小学达到了24千所。1879年，又颁布了《教育令》，规定儿童最低必须接受16个月的义务教育，不久之后，义务教育时间发展到3到4年；推行初等教育，提高国民的识字率和计算能力。连西方国家也认为日本的基础教育搞得好。

甲午战争时期的明治军队，已经形成了一支拥有基础文化的武装力量。日本军人无论职位高低，普遍都具有良好的基础教育。这也是日军单兵作战能力和协同作战都非常高的重要原因。

而中国的维新之士也认识到教育及国民素质的重要性。“戊戌变法”的重要内容就是教育改革。主张废除八股，将各地书院改建为兼习中西学的新式学堂。并推行普及义务教育。康有为主张，“凡七岁学童，皆必入学，逃学中缀，加罪父母”。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到日本，接触到大量日本译介的西方经典，启发了他深入思考；他随后陆续写下了大量文章，对比中西方文化差异，抨击中国人奴性、旁观等“劣根性”，提出新时代新国民应有的“德性”。进而将国民教育提高到改造国民性、塑造“新民”的高度。

梁启超指出：“凡一国强弱兴废，全系国民之智识与能力。而智识、能力之进退增减，全系手国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系国民之习惯与所信仰。然则欲国家之独立，不可不谋增进国民之思想，不可不于其所习惯、所信仰者，为之除其旧而布其新”。又说：“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他的这些思想被称之为“新民说”。1902年，《新民丛报》开始连载他的这些文章，引起巨大反响。他的“新民说”对后来批判儒家思想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具有深远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其教育改革的政策主张在清末新政中才得到了落实。但中国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始终赶不上日本，教育普及程度比日本相差甚远。然而相同的是，近代中日两国精英都是从强大国家的目的来主张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素质被当成手段而非目的。日本的国民教育要求绝对服从天皇，而中国的启蒙和教育则鼓吹“爱国主义”。这分别导致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和中国建立起国家主义意识形态。

2018年12月18日

江上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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