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的私学教育是怎么一回事?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十六国北朝的私保持着旺盛的发展态势，保护因动乱受到破坏的教育。

　　许多耆老硕儒开门办学，不仅备受士人推崇，也为统治者所器重，他们培养的学生也大都加以重用。所有这些都决定了私学，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的特殊地位，私学已不再是官学的附庸，而是逐渐上升到很重要的地位，承担起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使命，成为当时学术和教育的中心。在官学不兴的情况下社会教育得以发展，主要得力于私学。

　　十六国北朝的私学大师，大多是在中原动荡之时为逃避战乱，隐居山林，潜心学术的，不重功利，甘于清贫，绝意仕途，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聚徒讲学者不乏其人。

　　私学大师以讲学授徒为己任，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为学术的绵延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续脉。我们应该注意到十六国北朝与两汉的差别，两汉私学虽发达，但士人往往把通经作为政治的敲门砖，那时通经是仕进的正途，学习儒家经典成为社会的急需，因此私学家的社会地位很高。

　　十六国北朝时期胡族入主中原，汉人受到歧视，再加上门阀地主阶级的排斥，士人的社会地位低落，通经仅是文人的精神追求，但他们仍矢志不渝地致力于私学教育，其精神实在令人佩服。

　　私学学生大部分来自寒门珍惜学习机会，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是很大

　　私学学生大部分来自寒门，他们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正因为如此，许多私学学生不顾生活的艰难和环境的恶劣，充分发挥了悬梁刺股的刻苦精神。

　　他们的行为深深地影响、感化着社会，这种不为名利、安贫乐道的高尚品质，对当时的社会道德风范起了不可低估的熏习作用，与门阀士族荒淫无耻糜烂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像北魏尚书左仆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都出自私学家常爽的门下。出身于武家之学的于瑾，自幼受家风影响，受到太祖和孝闵帝的重视，进封为燕国公，邑万户。甚至许多私学大师和出自私学中的优秀人才，因私学而出名入仕，被统治者重用。

　　北朝私学家乐逊于武成元年陈时宜十四条，其五条切于政要。宋繇也是著名的学者，深得蒙逊的重视，沮渠蒙逊攻克西凉酒泉后喜不自胜：“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

　　私学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当时的许多名师硕儒，大多都是在私学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名师硕儒不仅参与政治活动，而且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把学术文化带到了广阔的领域，促进了文化教育的下移和普及。

　　随着选举考试之法的逐渐完善，受中正荐举已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同时两汉的察举制也在适用，但此时的察举制，只能作为九品中正制的附庸而存在，并受其影响和制约，对于秀才和孝廉的考察也主要看门第和声望，不太注重实际才能。

　　面对里外的压力，太和年间，高祖诏李冲、李彪、韩显宗等诸官围绕此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并指出了九品中正制的危害，认为门第不应该成为选才的主要标准，呼吁用人不拘一格。

　　这场关于如何择人的大争论，代表了大批士人特别是寒士，强烈要求变革选举制的呼声，反映了私学人才的大量涌现，和下层寒士地位的上升。对于这种批评意见皇帝也不能置若罔闻，太和十六年孝文帝亲自对官员进行考核，考试不理想者不予受官，有时甚至以公开考试的办法招聘某些职务。

　　北魏后期，随着选举考试之法的逐渐完善，受中正荐举已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士族子弟如果完全不学无术，想平流进取混过考试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

　　结尾：科举考试选官制度，是古代选举制度的一大变革

　　由此可以看出，在北朝后期，随着私学队伍的不断壮大，和文化教育面的扩大，平民人才不断涌现，许多政权的统治者对选官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以考试优劣和才能高低授官的现象已经出现，选士制度正朝着以考试为核心的制度演变。